恢复高考后的首位女状元，作文被刊登准考证被收藏，46年后怎样了

1977年，高考在中断25年后重新恢复，这一决定改变了数千万人的人生轨迹。刘学红，正是这场历史性“复活”中脱颖而出的代表——恢复高考后的首位文科女状元。她的作文登上《人民日报》，准考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。四十余年过去，这段经历依旧照亮着她的人生，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跃迁。

1977年的高考，源于当年8月北京召开的“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”。会议上明确指出国家在科技与教育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，必须尽快选拔和培养人才。最终确定：当年就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考试选拔大学生，不再实行“群众推荐”。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调整，更是社会方向的转变——知识与能力重新成为通往未来的主要通道。

刘学红出生在一个“跟着铁道走”的家庭。父亲是铁道兵，哪里修路，家就搬到哪里。小学阶段，她几乎一年换一所学校，直到1967年随父亲调到北京，生活才算稳定一些。住进校园后，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留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，感受到“知识的光”，却仍不知道“上大学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。那时想读大学并不靠分数和成绩，而要“先劳动、再推荐、经审核”，门槛与路径都与今天截然不同。

高中毕业后，刘学红到密云插队，在林业队种树。要想获得“进大学”的机会，关键不在学习，而在劳动指标：地翻了多少、树栽了多少、能不能当上“劳动标兵”。她个头不高、力气不大，注定很难在“体力排名”里出头。她只好把读大学的想法压下去，踏踏实实干活。好在她脑子灵、手脚快，活计做得精细高效。可当队里获得一个“推荐读大学”的名额却落在别人头上时，她还是被刺痛了：她在学习上明明更有优势，却无法靠能力改变命运。也正是这股不甘，埋下了她“非要读大学”的决心。

转机出现在1977年秋天。广播里传来消息：国家恢复高考，不分出身，人人都可报名。消息在知青点像火一样蔓延。报名点远、路途长，她和伙伴们走了一整天也要赶到，因为谁都明白这可能是“等来的一次”——谁知道明年会不会又变？按照当时的报考条件，她完全符合：热爱社会主义、身体健康、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，年龄不超过规定。她把全部希望押在当年的冬季高考上。

复习时间只有两个月，白天下地，晚上挑灯。书店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家抢课本、翻旧卷。她找不到系统资料，就把中学课本翻烂，又设法找到几张旧试卷；临考前半个月请假在家“闭关”，母亲干脆把她反锁在屋里，让她心无旁骛。

起初她更爱理科，是物理课代表，考试常拿满分。但出于“稳妥”，她临时改报文科——理科答案非黑即白，文科论述更有回旋余地；专业志愿上，她写下“北京大学 新闻专业”。这八个字，决定了她日后的职业方向。

1977年12月10日至11日，她在简陋的考场完成了人生的分水岭。第一天政治、地理、历史多为基础题，做得很顺；第二天上午数学出现等差、等比数列的综合题，她靠记忆中的公式硬是啃了下来；下午语文，是她最有把握的一科。命题作文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，她把插队生活写得真切生动，仅用九十分钟写下1700字。走出考场，她心里踏实：该努力的都做了。

等成绩的日子里，一个惊喜先到——她的作文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。母校老师后来告诉她：这篇作文评了99分，“本可满分，但总要挑点儿毛病”，于是扣了一分。很快，录取通知来了：刘学红以“文科状元”考入北京大学。那一年，全国570多万人走进考场，最终录取约27万人，录取率不足5%。她不仅“挤过独木桥”，还走在最前面。

在北大，她系统学习新闻学。毕业后进入《中国青年报》，做过记者、编辑，1998年参与创建《中国青年报》网络版，又推动创立首家市场化运作的媒体网站“中青在线”，从传统纸媒到网络传播，她把握住了媒体迭代的关键节点。2007年，她当年的准考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——一张泛黄的纸，既是个人奋斗的见证，也是国家教育改革的历史注脚。退休前，她的职务达到副厅级，如今淡出职场，过起了安稳宁静的生活。

人们常把刘学红的经历，与更早的“女状元”傅善祥相提并论。后者在太平天国时期以才学夺魁，却最终湮没于时代风尘。两段命运的差异，提醒我们：个人的努力需要与时代的风向相遇。制度打开一扇门，才能让天赋与勤奋走到台前；而当机遇来临时，只有长期的自我积累，才能真正抓得住。

回望刘学红：她不是“天降幸运”，而是在最艰难的赛道上，从不放弃学习与思考；她懂得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——先把能做的做到极致，再把握住那一次“敲门”的机会。也正因此，当历史的齿轮转动时，她跑在了前面。

从恢复高考到今天，时代变了无数次，但有些道理一直有效：知识能改变命运，制度要给每个人一个公平起跑线，而个人要有随时起跑的准备。命运确有偶然，但好运偏爱那些在黑夜里也握紧书本、在困境中也不肯放弃的人。